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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宝贵经验奠定社会治理维度创新

2018-12-04 14:48 来源:网络  作者:求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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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宝贵经验奠定社会治理维度创新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良好有序的社会治理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这样一番表述不仅道尽了社会治理之于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亦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
40年宝贵经验奠定社会治理维度创新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良好有序的社会治理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这样一番表述不仅道尽了社会治理之于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亦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的根本遵循。

纵观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社会治理领域历经的阶段变革不可不表,尤其是宝贵经验的积累和取得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等目标注定将构筑起如磐石般坚毅的基础。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梳理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和城市社会治理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城乡社会治理各具特点又相互有着深刻影响。现如今,这些影响正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内涵的影响下逐渐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因此,要努力通过促成市场秩序、社会政策、法治建设等多维度的共同创新与融合,最终实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长远目标。

回顾:从社区治理窥视40年城乡社会治理路径

所谓社会治理,统而概之,就是指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激发社会活力、防范社会风险的一系列体制机制、组织安排和工作过程,其目的是促进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带动经济社会各方面稳步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那么,在社会治理方面也在按部就班地探索着不断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治理路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在经验积累和社会进步层面不断传递出积极信心,比如中国社会愈发安全和有活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社会发展不是线性的,是多方面的,社会治理同样如此,其中,下沉到基层去审视农村和城市社会治理40年来的发展进程,就会发现,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平台。而这一平台又因为农村和城市不同的发展脉络,在改革开放40年城乡社会治理探索的漫漫路途中呈现别样景象。

窥一斑可见全豹。从社区治理的视角看,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社会治理探索的经验,确有以小见大之义。毕竟,检验任一时期社会治理效用的核心标准正是能否契合社会实践并发挥积极作用。

毛寿龙按照农村和城市的顺序,择社区治理的重点变化对40年来社会治理进程加以梳理,旨在摸清取得社会治理宝贵经验的历史脉络。

在毛寿龙看来,农村社区的治理路径与农村发展的路径并无二致,只是更加具体,即“极具活力——贡献城市社区发展——发展停滞——美丽乡村发展新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社区主要任务是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模式,而这一过程恰是农村社会迸发活力的根源。”毛寿龙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社区开始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同时迸发了巨大创造力,其中,乡镇企业发展使得农村也有了市场经济的成长,到上世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GDP一度占到整个国民经济GDP一半之多,足见农村地区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快速。

毛寿龙强调,这一阶段的农村社区治理是非常有活力的,改变了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推进了乡村政权建设,包括村民自治开始试点。其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私人企业和城市化开始逐步发展,农村开始出现私人企业,并走向城市投资,大量的企业家和农民工从农村走出来,对城市社区发展形成新的活力,但对农村社区而言,随着企业家和务工者的走出,精英的外流使得农村社区发展处于停滞阶段。

 

“2000年以后,城市化开始大规模发展,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大批量发展,产业园区和城市新城建设,逐渐让农村社区出现空心化景象。”毛寿龙介绍说,而最近十年,农村社区开始进入新农村发展阶段,扶贫基建和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农业产权改革等逐步推开,促使农村再次开始进入缓慢发展阶段。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对城乡治理提出新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更是明确提出把新时代社会治理提升到更高水平,其中,农村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必不可少。

“农村已经开始呈现出发展向好的迹象,包括治理结构,从政府、党组织等对农村的智力资源的投入加大,也包括扫黑除恶、基层政权建设、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等,还包括人才智力和知识以及政策资源的越来越丰富,农村服务型政府建设也已经启动建设。”毛寿龙认为,农村社区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乡村和扶贫的成绩和未来前景均值得关注。

城市社会治理的发展却是另一番景象。尽管受到农村发展和改革开放带来红利的积极影响,但城市社区还是有着城市的基本特征,这一点有别于农村治理,更具挑战性。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社区主要表现为单位社区,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虽然新增了一些开发区,且街居制社区有所发展,但总体而言,单位制社区仍是主角。”毛寿龙说,但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城市房改、老旧小区改造等实施,城市社区基本实现了物业管理。彼时,城市社区也大可划分成政府大院、单位大院等以政府和单位管理为主的社区模式和治理模式;另一个就是大规模商业小区,经由政府和开发商合作建设商业小区,民众购买后居住,折射出社区治理内部结构的变化,即有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参与。

从2000年至今,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比如,城市的传统老旧小区存在治理结构交叉,电梯、房屋、管道老化等难题对社区治理形成难点;再比如,一些复杂小区既包括商品房又有回迁房,同时还有老旧小区改造任务以及农村“住改居”等问题同期存在,这些都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带来了挑战。

但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新时代各类经济社会政策和目标的确定,秉承40年来改革开放形成的城乡社会治理经验和走过的波折路径,客观上正在带动社会治理围绕持续推进教育、医疗、人口、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构建国家安全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政法领域改革取得多方面新进展的光明前景不断深化和发展。

展望:维度创新推进社会治理进步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我国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兴旺发达,既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社会稳定的奇迹。其中,社会治理功不可没,因此,站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谋篇布局对未来治理加以展望和宏观指导显得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并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可以说,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而促成社会治理不断向这一方向迈进,势必需要多方位的共同发力,其中,围绕政策、法治、市场秩序等不同维度的创新环境备受关注。

“社会治理包罗万象,涉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服务提供,也与依法治国密切不可分,更与市场环境的不断完善以及服务型政府构建直接关联,因此,社会治理必须明确将不同维度的创新加以集中利用,综合开放,方可实现新时代社会治理目标的达成。”毛寿龙说。

实际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本身就道明了当前乃至今后社会治理发展创新的方向。毛寿龙指出,共建共治共享表明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单位乃至自然人的积极参与,最终形成命运共同体,共促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

显然,这为对症下药、根治社会治理顽疾明确了方向。比如,当前,各级社会治理部门存在职责不清,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碎片化的问题。此外,社会事业和社会组织发展又相对滞后,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没有形成合力;重管控、轻服务的情况还较为普遍。

在毛寿龙看来,这显然与“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为重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要求相悖,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动力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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