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平原地區出現了嚴重的荒漠化。在堪薩斯、科羅拉多、新墨西哥、俄克拉何馬和德克薩斯等五大平原州交界的區域，有5000萬至1億英畝的土地被嚴重侵蝕，成為沙塵暴的重要源頭。這是對生態脆弱地區過度開發引起的惡果，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生態災害事件。但是經過十多年的努力，荒漠化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大平原又成為美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

    毀滅性開發導致荒漠化與沙塵暴

    歷史上，美國大平原因為生態環境惡劣長期未被開發。它地處內陸，位于落基山脈和密西西比河之間，干旱少雨，年均降雨量不足500毫米，降雨的年度和季節分配也很不均勻。每經一定的周期，就會出現連續數年的干旱。由于地勢平坦，這里還常年受到山風、海風和極地強冷空氣的影響。經過長期的演化，大平原上形成了非常穩定的“草地—野牛—印第安人”和諧相處的生態系統。對大平原的大規模開發，始于1870年以后。在這一過程中，草原生態系統不斷遭到破壞。白人首先滅絕了野牛，使靠狩獵為生的印第安部落走向沒落。在白人控制大平原之后，畜牧業獲得了迅猛發展。但過度畜牧又使畜牧王國在經歷了近20年的繁榮之后急劇衰退。與此同時，在大平原發展種植業的時機則日漸成熟。鐵路的修建，鐵絲網、風車和農業旱作技術的應用，聯邦政府頒布的多項授地法令，美國東部資本和歐洲資本的大量進入，為大平原開發提供了基礎設施、技術、政策和經費等多方面的支持。另外，1865—1905年，大平原正處于多雨周期，這為農業開發提供了天時之便。

    從一戰后期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是南部大平原的“大墾荒”時期。迅速增加的人口，一戰爆發后的糧食緊缺，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和卡車等新型農用機械的引進，為小麥的大面積種植注入了活力，毀草造田愈演愈烈。農業經營成本的提高，使許多債臺高築的農場主無路可退，只能選擇加快墾殖的步伐，在惡性循環中愈陷愈深。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南部大平原被毀的草地達到35%，共計3300萬英畝。到20世紀30年代，生態平衡已瀕臨崩潰，而30年代的干旱則加速了這一過程。南部大平原的荒漠化程度之嚴重，從持續時間長、頻率高、強度大的沙塵暴天氣得到明確的證明。根據氣象局的統計，俄克拉何馬農技學院所在的古德韋爾城，在1933—1937年期間，沙塵暴天氣平均每年要超過70次，1937年甚至達到了134次。1937年5月，該城的能見度有16天不超過900米，有7天不超過50米，有3天不超過3米，而在5月21日白天就有整整4個小時能見度為零。這是大自然對人類的無情報復，它說明人類向自然的瘋狂掠奪只會讓人類自食苦果。

    大平原的荒漠化，帶來了慘重的社會經濟損失。僅在大平原南部，2000多萬英畝的良田變得溝壑縱橫，僅1935年流失的土壤就達到8.5億噸，土壤的流失帶走了大量的腐殖質和氮、磷等元素，降低了土地肥力。而河流、水庫則因淤積堵塞無法繼續利用，洪災的威脅更甚。此外，沙塵暴也加劇了肺炎和麻疹等疾病的傳播，奪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農場大量破產，多數家庭只能靠舉債度日。大約有4萬個家庭、16.5萬人離開了這里，大平原成為該時期美國唯一的人口負增長地區。在整個30年代，大平原各州接受的聯邦救濟遠高于美國其他地區。1933年，在大平原地區約440萬人口中依靠救濟生活的比例，遠遠超過11.3%這一全國平均數。觸目驚心的荒漠化，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認真反思，并進行綜合治理。

    系統綜合防治

    1936年，羅斯福總統授意成立大平原干旱地區委員會，并要求提交大平原長期發展規劃。該委員會的八名成員由羅斯福親自任命，他們來自國家資源委員會、人口再安置署、水土保持局、公共事業振興署等七個聯邦政府部門，而且大都是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在調查和反復研究的基礎上，該委員會最終提交了《大平原的未來》這一綱領性文件。從實踐來看，美國對荒漠化的系統綜合防治，大致分為三個層面。

    技術層面：在20世紀30年代，科學家就地形、土壤、氣候、地力、水資源、草地的承載量等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據此對大平原進行分區規劃。從農業管理入手，推廣先進耕作技術。這些技術包括應用雙壁開溝犁、圓盤耙、中耕機等新型農機具，對土地實施起壟、等高種植、條植間作、休耕輪作、秸■還田等。這些技術的施用，使土壤涵養水分的能力提高，產量大幅度提高。

    植樹造林也是重要舉措之一。1933年8月，美國林業局提出了防護林工程規劃，確定在西經90度沿■植樹，并依據降水和土壤類型等因素，因地制宜，確定不同區域適合栽種的樹種。在新政期間，聯邦政府投入了約1500萬美元，在近3萬個農場種樹2億多株，從而在美國中部築起了一道縱貫南北、長約1.9萬英里的綠色帶。

    政策層面：控制生產，保護土地是治理荒漠化的根本途徑。為此，聯邦政府頒布一系列政策法令。1933年頒布的《農業調整法》，提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對願意參加生產削減計劃的農場主給予補貼。該法在推行之初，重在控制生產，后來則強調減少生產和保護土地相結合。在南部大平原地區，85%以上的農場主都參與了該項計劃，小麥和生豬的產量下降15%到25%。聯邦政府的大量農業補貼甚至成為許多農場主收入的主要來源。從1937年開始，聯邦政府對實施土壤保護耕作技術的農場主額外給予補貼。

    為控制畜牧業生產，聯邦政府啟動緊急牲口救濟計劃。從1934年6月開始，國會為農業調整署撥款2.75億美元，用于收購那些老弱病殘的牲口。收購價格根據牲口的年齡與好壞確定。至1935年2月，南部大平原的五個州賣掉100多萬頭牛。那些還適合食用的牛大部分被送往屠宰場加工成罐頭。另外，從1933年到1935年8月，國會通過農場信用管理局，按月給每頭牛、馬、羊、種豬定量補貼，向南部大平原兩萬個牧場主共提供了600萬美元的緊急飼料貸款。

    在控制農業生產的同時，聯邦政府還收回或收購了不宜耕種的土地。1934年，國會通過了《泰勒放牧法》。依據該法，還未被占用的8000萬英畝草地被永久擱置起來，禁止墾殖，只能用于放牧，而且要接受監管。從1934年開始，農業部啟動了“土地利用工程”，對大平原、阿巴拉契亞地區、五大湖周圍不宜耕種的土地進行收購。同時實行生態移民，將這些地區的居民外遷到較好的土地上。到1947年土地收購接近尾聲，聯邦政府共計花費4750萬美元，收購不宜耕種的土地共計1130萬英畝，約占美國當時全部農業用地的8%左右。收回的許多土地被規劃為國有林地、草場與野生動植物保護區。

    觀念層面：羅斯福總統在給大平原委員會的指示中明確要求，將沙塵暴的原因簡單地歸咎于西部并不適應東部濕潤地區的耕作方式，避而不談相關的其他社會問題。盡管有這一局限，大平原委員會還是大膽提出：必須對文化觀念加以改造。要破除征服自然、自然資源永不枯竭，市場可以無限擴大、財富可以無限累積，個人有權任意支配自己的財產、有利于個人的必然就有利于社會和市場競爭等錯誤觀念。可以說，沙塵暴重災區的出現，對資本主義自由放任的價值觀是一個很大的■擊。它與大蕭條同時出現，足以表明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系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其弊端已充分暴露，造成的惡果已積重難返。只有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才能緩解資本主義危機。正是在這樣的情■下，對經濟發展進行國家干預的思想被逐漸認可，并被廣泛運用于社會各個領域。比如在土地管理方面，強調公共福利高于私人利益，承認生產存在極限，要求通過公共規劃和科學管理保護土地資源。

    總之，經過十多年的多層面的綜合治理，到30年代末期已經初見成效，沙塵暴天氣也隨之減少。到了40年代，隨■大平原的降水恢復正常水平，沙塵暴從南部大平原漸漸消失，而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幾點經驗與啟示

    與近年來在我國北方肆虐的沙塵暴相比，美國南部大平原20世紀30年代的沙塵暴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美國經過綜合治理，荒漠化防治取得了明顯成效。那么，有哪些經驗值得借鑒呢？

    第一，必須充分發揮國家干預的作用。環境問題是宏觀性的問題，單靠某些個人、企業、組織，不可能解決好。這就使得政府不得不在環境治理過程中扮演主角。從一定意義上說，美國聯邦政府對荒漠化防治給予重視，并采取有力措施，是自然災害逼出來的。可以設想，如果羅斯福政府不實行國家干預，而任由資本主義生產無序發展，美國的許多城市恐怕早已被埋在沙漠之下，何談今日的繁榮！

    第二，充分發揮當地人民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對干旱地區的人民而言，荒漠化吞噬的是生命的家園，因此存在■極大的防治荒漠的積極性。在美國防治荒漠化的過程中，當地人民表現出了高昂的熱情。他們積極響應和配合政府的土壤保護計劃。紅十字會等民間組織積極參與賑災救災，減輕了政府賑災的費用及難度。

    第三，治理荒漠化必須和脫貧致富結合起來。20世紀30年代，盡管抑制發展是治理荒漠化的思路之一，但應者寥寥，以保護促發展這一治理思路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農、牧、工、商聯合開發的多元經濟提高了美國南部大平原輸出產品的附加值，提高了當地人民的收入，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土地的壓力。美國的實踐表明，要走聯合經濟的道路，這樣既可以吸納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降低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又可以幫助當地人民增加收入，鞏固防治荒漠化的成果。

    第四，發展農田水利，推廣節水灌溉。在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南部大平原，修建了2100個水壩，使有限的地表水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灌溉在當時能夠使每英畝土地的價值增加20多美元。而到戰后，大平原豐富的地下水得到了快速的開發，從而保證了農業的穩產高產。但地下水位的迅速下降又帶來了一些新的環境問題，成為當前制約大平原開發的重要因素。因此，推行節水灌溉勢在必行。

    第五，廣泛推行環境教育。在20世紀30年代，以農業部為首的聯邦政府部門通過農技站、農業示範基地、農業院校等各類機構宣傳和推廣先進耕作技術和理念，前來參觀和接受培訓的人數每年平均有30多萬。他們還利用宣傳手冊和電視等，傳播有關土壤保護的知識。州政府、各類民間資源保護組織、各級院校相互配合，在全社會開展環境教育。有些州還通過立法，要求公立學校推行環境教育。經過廣泛的宣傳教育，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經濟增長有極限等生態學的基本理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和認可。

    （作者：高國榮，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副研究員；周鋼，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