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性，是文藝理論和文藝創作的重要問題。文藝人物塑造是從社會關系出發還是從抽象人性出發，是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在文藝上的基本分野與區別。唯物史觀認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文藝作品里，人性都不能歸結為純粹的自然屬性，而應是社會性、階級性和自然屬性的統一體。文藝只有真實地表現人的自然屬性同社會歷史環境的內在聯系，將人的行為放到復雜的社會關系當中，才能充分揭示人性的具體內容，才能使作品具有深刻的社會價值和美學意義。

    毫無疑問，拋開人性中一切社會的、時代的、階級的因素，脫離人的社會實踐和社會關系而孤立地去描寫所謂超階級、超社會、超歷史的人性，或者把人性還原為動物性與生理本能，或者提倡一種抽象的情、抽象的愛，用這種觀念指導創作，只能使文藝走進一條反理性、反藝術甚或反社會的死胡同。這是近現代文藝史早已得出的一條結論。

    近一段時間來，在部分文藝作品中，宣揚抽象人性論的傾向似有回潮和泛濫的■象，個別作品甚至越過了單純人性觀的界■。這是值得關注的。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仍是在文藝創作理念上背離了唯物史觀。

    在文藝理論上，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身體寫作”、“私語化寫作”以及關于“人性的深度就是性”一類的流行提法，主張把人導入低級的感性生活和純直覺的無意識活動，將文學引向對自然人性的過度張揚和對感官刺激的肆意渲染；在文藝創作中，似乎形成一個新的概念化、公式化模式：文藝作品要沿■由“外宇宙”向“內宇宙”、由現實向非現實、由理性向非理性、由社會屬性向自然屬性、由精神追求向肉欲橫流的軌■發展。一些作品描寫人物，既要寫他“人性”的一面，又要寫他“獸性”的一面；既要寫他“好”的一面，又要寫他“壞”的一面；既要寫他“表層”的一面，又要寫他“本真”的一面；既要寫他“暫時”的一面，又要寫他“永久”的一面……于是，想方設法讓人物超脫社會、階級、政治屬性的“拘囿”，同所謂的人的“本能”、“自我”、“無意識”、“性欲”以及甜得發膩、無緣無故的“情愛”挂起■來。結果，各種各樣離奇、反常、低俗、惡心的東西就冒了出來，滿足■某些人群粗鄙的心理嗜好和眼球需要。魯迅當年諷刺的“這么一來，‘文學’存在，‘人’卻不多了”的情景，在當前又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其實，黑格爾早就說過：倘若一個人外表的行為與其內心不相符，那他的外表和他的內心都同樣是空虛不實的。

    文藝當然是可以表現人性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人性是具體的，其真正本質是在綜合的社會性中展開的。抽象的純肉體的存在，不是人的本質。誠如馬克思所說：“‘特殊的人格’的本質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體的本性，而是人的社會特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270頁）魯迅也說：“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里，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于必然。”鄧小平曾經講過：“我們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還不高，這也不能靠談論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來解決，主要地只能靠積極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來解決。離開了這些具體情■和具體任務而談人，這就不是談現實的人而是談抽象的人，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就會把青年引入歧途。”（《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1頁）這些精辟論述，今天仍然振聾發聵。

    毋庸諱言，這種帶有抽象人性論的文藝產品，目前仍有一定的消費市場，要想完全杜絕是不容易的。我們一方面要警惕和抨擊這種落后的現象，一方面要逐步減少孳生這種現象的土壤，這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人性觀才能得到弘揚，文藝創作才能走上更加健康的坦途。

    二

    由于抽象人性論作祟，有些文藝作品甚至走入忠奸不分、背■民族大義的泥淖。

    例如，有的作品把人物是忠貞還是奸佞、崇高還是卑劣曲解成是“頭腦戰勝了身體”還是“身體戰勝了頭腦”的問題，故意把人的“身體”和“性”的啟蒙與覺醒，當作壓倒一切的東西。有的作品，竟將愛國女青年描寫為由于深陷性欲而甘願當漢奸特務頭子的“情婦”，同時也把漢奸特務頭子寫得“人性”十足，有意掩蓋了其賣國、凶殘、血腥的一面。這類作品所起的作用，就是消解愛國精神，淡化民族意識，制造價值傾斜。

    這類作品認為，“身體不參加欺騙”，當身體的體認是真實的時候，一切的理性、立場、國家、民族、忠誠等等，都沒有了力量，都向“人性”低頭了。這種解說同樣抽空了人的行為的社會歷史因素，是一種虛偽的自欺欺人。用這種“審美”方式和見解來為忘卻正義立場、背■民族大義辯護，同樣是匪夷所思、站不住腳的。道理很簡單，因為如果把人的“性”機能加以抽象，使這一機能脫離人的其他活動領域并成為最后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么它就變成動物機能了。有些文藝作品把表現“動物的機能”作為開掘“人性深度”，作為“最后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這其實是對人的尊嚴和人類文明的玷污。

    人性是歷史的，文藝對人性的開掘和塑造是沒有止境的。從文藝史上看，文藝對人性魅力的深層揭示，大都不是要去消解人性的積極價值成分，不是要去培植什么也不相信的虛無主義，不是要去展示人性中丑陋、淫穢的東西，而是要確立健康的精神價值系統，凝聚民族性格的核心因素和情感紐帶，構建真善美的人文環境和思想氣質。歷史上諸多優秀作品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再以近年電視劇創作為例，無論是《恰同學少年》、《亮劍》，還是《長征》、《戈壁母親》、《闖關東》，盡管它們的題材風格各不相同，但有一條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展示人性豐富性的同時，都洋溢■一股浩然之氣，都在尋找和提煉一種倔強、頑強、堅毅的民族精神。這是一種融入了傳統美德和民族大義、真正升華了的人性表現，散發出迷人的人性光輝。這種精神遠遠高貴于狹隘、抽象、自私的人性表演。

    為了文藝的繁榮，我們要改變創作中存在的人性正面描寫弱化、負面描寫泛濫的趨勢；改變那種人性的正面不能制約人性的負面，煽情的、迎合低俗本能的、“性”至上的傾向，因為這種貌似生動的抽象人性描寫，不僅摧毀了文藝本身，而且對審美文化和社會和諧也起■破壞的功能。

    我們的祖國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奮然前行。我們的文化和文藝事業，需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引領和提升。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這是國家強大、民族振興必不可少的精神動力和思想基礎，它不僅關乎國家形象和文化軟實力，而且關乎整個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我們要在創作中擯■抽象的人性論，使崇高、壯美、正義、剛強、純潔、溫暖、光明、友情這些被逐漸淡忘的人性美，在新的歷史時代和時代氛圍中得到重現和張揚。

    （作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