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我在红六军团部特务团四连当连长。这个连是在湘赣边区成立的老连队，是个战斗模范连。4月的一天，为了歼灭设防在陈家河拦阻我军西进之敌，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同志亲自到前线指挥战斗。陈家河一战，我军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打得灵活机智，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在这次战斗中，王胡子政委臀部负了伤。他风趣地说：你打了我的屁股，我揍你的脑壳，我还是把你打败了。

    1935年11月下旬，部队陆续向黔北、黔西北转移，开始新的战略行动。我被调到四十七团一营任营长。不久，在湘、黔边界的便水战役中，我的右腿负了伤。覃团长是位参加过百色起义的红军老战士，长我六、七岁，为照顾我能跟上部队，特意挑了一匹膘肥体壮、耐力极强的战马，我就是骑着这匹马，从黔东到毕节的。长征路上，上级关心下级亲如兄弟般的情谊，感人肺腑。在毕节，红二、六军团以神速的行动，穿插于黔山、苗岭，回旋在乌蒙山区，摆脱了十多万敌人的追击阻截。

    进入黔西北，在黔西与大方县之间的将军山一带，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一仗，打的是从黔东南转移以来一直紧追我军的郝梦龄师，一举歼敌两个团，为红军进入黔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即，我们又以神速的行动，经过几天夜行晓宿的急行军，突然进入宣威县境。当地老百姓把我们叫做天兵天将下凡到乌蒙山。群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20多天来，我红二、六军团冲破敌人的重兵追阻，声东击西，急转北进，又突然南下，把十倍于我的敌人甩在黔西地区，然后乘虚挺进滇东北，进入云南境内。

    宣威是国民党企图消灭红军的屏障，也是我军必经之地。我们进入宣威境内后，云南省主席龙云立即命令他得力的旅长刘正富，从会泽方向折向宣威城防堵。红二、六军团指挥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首长综观战局，马上识破了敌人的部署和企图，决心用较多的兵力投入战斗，并在我们四十七团后面一个叫大坡山的高地上建立了指挥所。宣威之战，以红军胜利而告终。红军声威大震，影响深远。群众对此有许多传说，他们讲：“红军有一种神药，顺腿打几针就可以日行千里（指行动神速）”，“红军打起仗来，肚子都会走路（指匍匐前进）”，“红军的战术像水浪（指运动战），蒋介石的兵再多也斗不过红军……”

    随后，我们红十六师四十七团马不停蹄地从左路行动，翻过鹤庆西山，经过打鹰坡，直插丽江县境的螳螂坝、白汉场，一路上不停地翻山越岭，于当天到达石鼓。石鼓是长江第一湾的著名渡口，大部队都在山前山后的渡口两侧隐蔽待渡。我们四十七团的任务是迅速占领石鼓上游巨甸渡口。从石鼓到巨甸145里，我们几乎是跑步沿江而上。边跑边吃，渴了，就在路边捧河沟水润润喉咙。急走快赶十多个小时，下半夜时分，终于赶到了巨甸。这时候，我们多希望能有片刻时间打个盹儿，哪怕闭一闭眼睛，可想睡觉的念头还未转过来，覃团长就已发出了命令：“张营长，你立刻带3个连向西搜索，准备歼灭从西面来的敌人。”

    我营是从后卫换成前卫警戒任务的，此时又担负起全军团渡江的后卫了。我站在渡口，看到一队队战友们顺利渡过湍急的金沙江时，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长气，我们终于实现了“过江则存，过江则胜”的战略目的。更令人感动的是当地的各族群众，身背肩扛各种物品从远处赶来，执意要把最好的糯米粑粑和新榨的红糖一筐筐、一箩箩地送给红军。我们营在完成掩护主力渡江任务后，最后一批渡江。我登上最后一只木船，向各族乡亲道别时，清楚地看到许多年长的老大妈拨动佛珠，虔诚地为红军祈祷……

    我们红六军团从1934年8月上旬担任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到1936年10月大会师的两年多时间中，转战于湘、鄂、黔、滇，进入川、康藏的雪山草地，尔后到达甘肃。漫长的征途，是在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的战斗中走过来的。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红军孤军奋战，没有立足之地、喘息之机，走了打，打了走。长征途中几乎每天都有战斗，平均走365华里才休息一天，一共爬过18座大山，其中5座是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渡过了34条河流，经过了11个省，占领大小城市62个，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区，通过了6个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地区是其他军队从来没有到过的。漫漫征途上，无数的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

    作为一名走过二万五千里征途的老兵，70年后的今天忆起长征，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我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事业如何发展，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的伟大的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的传家宝。

    （作者：原中顾委委员、昆明军区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