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审时度势，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和保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在新的形势下，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全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走出去”战略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新发展。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基于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深刻分析，就我国对外开放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对外开放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制定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面貌，也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２０００年初江泽民同志在全面总结我国对外开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他指出：“‘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外开放政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的大战略。”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形势，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明确阐述了如何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与竞争，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进一步做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工作，强化政经结合、政经互动，探索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的新途径、新方式、新路子。

    纵观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我国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不难发现，“走出去”战略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在新时期的新发展，是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出去”也是“引进来”的必然产物和逻辑结果。如果说“引进来”的实质是以市场换投资、换技术，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单向融合，“走出去”的实质则是以投资换资源、换市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则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双向融合，必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

    “走出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一时期，我们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力争使国内生产总值到２０２０年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必须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我们面临着两方面的结构性矛盾。

    一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我国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比较低，人均拥有石油和天然气不到世界人均拥有量的１／８和１／２０。据国土资源部资料，到２０１０年，在４５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仅有２１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矿产中，大部分矿种都难以满足需要。目前，全国已有２／３的矿山呈现老化，保有储量严重不足，许多矿山资源面临枯竭、后备资源接替基地匮乏，难以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

    二是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和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比如，我国彩电行业年生产能力已达到５０００万台以上，而每年国内实际需求仅为２５００万台左右，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利润减少，经济效益下降。机械、纺织、建材、采矿、医药等行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问题。

    要有效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除了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外，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促进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建厂、合作开发资源、境外加工贸易、工程承包等活动，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重要资源和能源的稳定、可靠供应，以缓解国内需求不足和资源紧缺的矛盾。因此，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优化资源配置，对于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经济连续２６年保持年均９．４％的增长速度，先后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第一、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均ＧＤＰ已经超过１０００美元，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与此同时，通过２０多年的引进、消化和吸收，我国的产品质量、技术和管理水平大为提高我国一批科技含量高的生产企业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不断壮大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迈开步伐，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都为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开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之际，对外投资开始显著增加。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如果采取适宜的政策，我国对外投资将会进入较快发展时期。在当前的形势下，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加强协调，精心组织，形成合力，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不失时机地推动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二、实施“走出去”战略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要坚持辩证法：一方面，要深刻认识“走出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我国企业“走出去”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努力规避风险。

    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拥有技术、资本的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位置，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被局限于生产附加价值低、利润小的初级产品或低技术含量商品，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贫富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我国虽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较大收益，但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对外开放的时间较短，底子薄，起点低，实施“走出去”战略起步晚，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位置；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在资产规模、资金实力、核心竞争力、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还存在先天不足，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我国在“走出去”的政策、体制方面存在着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企业进一步“走出去”。

    在新的形势下，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密切配合，积极推动。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目前，国际上企业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已演变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许多国家的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各领域给予本国企业“走出去”以广泛的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不仅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承担很大的风险，而且需要配套政策、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如果单纯依靠企业自身力量“走出去”，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有限。近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企业在海外取得的大型工程项目，大都是政府出面、外交推动、金融支持，才获得成功的。因此，政府需要建立良好的协作机制，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整合各种资源，加强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工作，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监管，形成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合力。

    其次，必须充分发挥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一个产业只有放在全球范围内来审视，才能判断其是否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一个企业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整合资源，才能成为世界级企业。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不走向国际市场，就不可能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只有“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选好市场，选准项目，选好合作伙伴，配好经营班子，树立良好信誉，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

    第三，必须为“走出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外交资源是“走出去”的重要资源。在增强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各国都十分重视提高经济外交工作的实效和水平，努力做到政经互动、政经结合，为本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对外投资环境。要充分运用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权利，加强多边或双边经贸磋商，减少和排除境外各种贸易投资壁垒。积极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等政府间协定。继续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多边投资框架的谈判，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中维护我国利益。建立危机应急工作机制。加强领事保护，制定境外企业和人员领事保护实施办法，维护我国境外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充分发挥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作用

    金融资源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资源。为了实施海外投资战略（即我们所说的“走出去”战略），世界各国或成立诸如进出口银行之类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或赋予进出口银行以新的职能。为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进出口银行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成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进出口银行，初期奉行“通过扩大出口创造就业”的经营宗旨，主要为扩大美国过剩商品出口、缓和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冲突服务。二战后，为了配合美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和全球政治战略，美国进出口银行大力开展海外投资贷款和海外投资保险业务，推动资本输出，为美国成为战后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前身是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在战后初期重化工业阶段，日本输出入银行除了利用出口信贷推动大型成套设备和船舶出口外，重点发展海外投资信贷、发展援助信贷和进出口信贷等业务，为确保重化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海外供给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的先导性支持和强力推动，目前日本企业已经独占许多东南亚国家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勘探资料，占有中亚、南美和非洲大量的稀缺性战略矿产资源，甚至还形成了左右世界铁矿石市场价格的东京指数。

    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我国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而建立的国家出口信用机构，是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支持体系的重要力量，是发展对外关系和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工具，是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跨国经营的融资主渠道。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十多年来，按照国家规定的经营范围，为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科技兴贸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导向作用，目前已发展为仅次于日本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出口信用机构。

    为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进出口银行除办理传统的出口信贷业务外，还相继开办了对外优惠贷款、境外投资贷款、对外工程承包贷款、项目融资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形成了多品种的政策性贷款体系。目前，“走出去”业务已经成为其主导业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进出口银行需要大力开展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业务创新，力争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发挥独特作用。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方面的重视、配合和支持下，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进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