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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走向国际,他们以法服人

2019-01-12 15:06 来源:网络  作者:求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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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走向国际,他们以法服人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那天,被授予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的史久镛没有到现场去领取改革先锋奖章。其家人表示,今年已经年逾九旬的史久镛,到现场去参会身体确实有点吃不消了。而被授予对外开放法制建
当中国走向国际,他们以法服人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那天,被授予“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的史久镛没有到现场去领取改革先锋奖章。其家人表示,今年已经年逾九旬的史久镛,到现场去参会身体确实有点吃不消了。而被授予“对外开放法制建设的积极实践者”称号的张月姣表示,她在现场领奖时“仿佛游子归来,禁不住热泪盈眶”。

 

92岁的前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75岁的前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法官张月姣是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的两位国际法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经历也是中国在国际法领域与逐步世界接轨、影响世界的一个缩影。

 

2018年12月28日,由外交部和中国国际法学会共同主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国际法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40年来,中国在运用国际法保障和推进改革开放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关键是要用“明白人”

 

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史久镛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参与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此后又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法律顾问。当时,史久镛等人不但要就许多棘手的法律“难题”与英方代表通宵达旦地谈判,还要面对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部门对国际形势和国际规则认识不深、把握不准造成的部门间的误解,在史久镛看来,协调各部门的利益,需要费很大精力。

 

在英国占领香港期间,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身份,借用英国是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国的身份已经在总协定内。在中英香港谈判期间,对于在香港回归之前就解决香港的关贸总协定的地位问题,国内意见一度并不统一。一些部门由于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申请“入世”表示出支持态度而对中国的“入世”谈判盲目乐观,认为不出一年甚至半年就可以成功“入世”,因此应该解决香港未来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问题,待我国“复关”“入世”后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与祖国一同加入。

 

史久镛对这种意见坚决反对。他力主香港先以单独关税区身份留在总协定内,“西方国家对我们‘入世’的支持只是政治上的支持,不是贸易上的支持,真刀真枪谈判的时候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谈的,何况那时候我们还不是市场经济,外贸改革才刚开始,我们最终能改革到什么地步外界是‘心中无底’的,谈判之复杂艰巨可以预见,没有10年谈不下来。”

 

在当时,史久镛的观点被一些人视为“卖国”,甚至当面对他说:“你要知道,李鸿章的外交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史久镛没有把这种对他个人的讥讽放在心上,只身前往日内瓦WTO总部了解情况,并撰写万字长文《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阐述自己的观点。最终,国务院最高决策层拍板决定香港单独关税区身份留在关贸总协定内,此后也以“中国香港”的名份成为世贸组织(WTO)的一员。

 

回想起这段经历,史久镛现在还有点后怕,“香港被称为自由港,它的经济命脉就在进出口贸易当中。”如果当初没能留在总协定内,后果不堪设想,香港此后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困难重重。

 

“如果香港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在回归之前不解决,那么在我们进行‘入世’谈判时,香港的特殊身份很可能会被对方当成‘筹码’,使我们的谈判过程更加漫长,更加艰难。” 史久镛说。

 

香港对中国的国际法实践带来的挑战并不只是在经贸领域。香港本身的地位以及在声明中如何表述香港的回归,也是考验中国国际法学者智慧的棘手问题。英国对香港岛、九龙、新界的法理统治,是英国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获得的。但对中国而言,这三份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是非法、无效的。中国认为香港是英国非法军事占领的,中国对香港历来拥有主权。

 

因此,用“放弃”香港来表述的英方提议不被中方接受。经过几个月的“拉锯战”,在最后的声明中,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代替了“英国放弃不平等条约”的表述,并用了中方主张的“交还”的表述方式。史久镛说:“‘交还’意味着香港是英国非法军事占领的,现在要还回来,意味着从来不属于英国。”

 

史久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通过“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不仅是中国祖国统一大业道路上充满智慧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对国际法的一个巨大贡献,可以说是中国给“国际法带来的突破”。他说,在此之前,传统国际法领域没有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更没有对不平等条约的处理办法。如何对待不平等条约,阐明不平等条约的无效性和非法性,完全没有先例可循,但香港回归成为了具有创造性和历史性的经典案例。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顺利结束后不久,中国很快就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启了一段在经贸领域融入国际法制体系的漫长征程,即“入世”谈判和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张月姣是“入世”谈判和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一线亲历者,也是改革开放之初最早从事对外经贸工作的专家之一。1979年7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成立。“两委”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两委”主任。

 

《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0期刊发题为《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历史作用探析》的文章中称,对于这一机构的领导班子,李岚清在后来给予了较高评价:“中央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之所以打开局面,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搞好改革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功夫训练干部’那句话,当年中央选择主持国家进出口委的谷牧同志,就是一位‘明白人’,这位‘明白人’在组建国家进出口委时又吸收了一批‘明白人’。”

 

张月姣就是一位被谷牧吸收的“明白人”,在“两委”负责当时所急需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的起草。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称,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当时都没有,大家从中国国情出发,参照国际公约和管理,从零开始做。

 

“两委”倡导思想解放,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张月姣经常同联合国、美国、欧盟等国家的法律专家交流。

 

在长达12年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张月姣印象最深的是1991年吴仪刚调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后带队赴美的第一场谈判。中央对此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知识产权谈判领导小组,吴仪则常常和张月姣等谈判组成员加班到深夜。

 

虽然代表团做了充分的准备,满怀信心,但一到华盛顿,他们立即就感受到了乌云密布的政治气氛。果不其然,在谈判桌前,中国代表团刚刚充满诚意地介绍完中国充分落实前一个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一步的计划介绍还没有完全展开,就被美方打断。

 

美国贸易代表助理约瑟夫·梅西将吴仪请到自己办公室直接交底:“这次的谈判谈不成了。”原来,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已经单方面宣布谈判破裂。激愤之下,吴仪跟梅西连手都没有握就转身离开,回到代表团。

 

面对焦急等待消息的全体中方代表团成员,吴仪开口没讲两句,就潸然泪下,很多成员也跟着流下泪水。吴仪当即决定一分钟都不多停留,马上回国向国务院汇报。在机票还没买到的情况下,吴仪和张月姣就先到了机场,等到两张经济舱最后一排的退票。在飞机上,吴仪和张月姣几乎没有休息,迅速起草了向国务院汇报情况的总结。

 

尽管经历了很多失败和艰难,但中国在谈判中不仅对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立场与预期有了全新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对知识产权问题本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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